翟学伟 | 社会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简略的回顾与反思

社会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简略的回顾与反思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有一种不知从何谈起的感觉，其中纠缠的问题很多，甚至存在着深层次的断裂，很难整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为了大致勾勒出其发展概况，这里先摆出一些其涉及的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因为研究此学科的学者有的从社会学进入，有的从心理学进入，进而导致各自对这门学科中国化与本土化的理解有所差异，也就是说把人的问题带入偏重社会科学或是偏重自然科学，认识会不一样，尤其从中引申的焦点还包括研究人的问题究竟是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其次，中国化与本土化的相互转化问题。很多时候中国化与本土化是混用的，似乎意思一样；有的时候意思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化意思很明确，就是由西方产生的社会科学如何可能转化为中国的社会科学；而本土化的意思是说，这种意识不只限于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其他国家地区也有类似的觉悟，他们也希望摆脱西方的学术殖民，形成自己的本土学科意识。再次，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本身不具有线条清晰的发展历程，它更多地是伴随着社会学的本土化，或心理学的本土化而发展的。这就造成我们在谈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时究竟是放在社会学中讨论，还是放在心理学中讨论的问题。显然，目前的讨论偏向心理学，社会学中的讨论很少。这就造成不同取向的学者对此问题的阐发往往只能根据自己所属的学科的发展来做判断，比如一个比较吊诡的现象是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明显更倾向西化，却又最重视本土化，从而导致其内部有非常大的张力甚至认识冲突。而将同样的问题放入社会学中，社会学者的态度显得比较含混，许多人未必认可，但也不激烈反对；许多人口头上表示反对，但具体到一些研究课题又承认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的确讲不清楚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所以我很难径直说出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是什么样子的。最后一点是，原本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可以在一个相对单一历史的框架中进行梳理，但在1949年后却出现了两个地区的发展：一是中国内地的发展；一是台湾地区的发展。这两个地区的发展有明显的差异，直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有了一定的交会。此时还不得不提及一个宏观背景，也就是中国化与本土化虽然在社会心理学科方面有明显的表现，但其实不只是这个学科在行动，几乎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都在关注这一话题，而且目前的倾向是在慢慢的转变当中，而不像刚开始那么抵触。

回顾既往的中国学术史，中国学界的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意识是从开始学习和模仿西方社会科学之际就相伴而生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童年时期主要接触的是旧学，即由中国科举考试所确立的一些传统知识结构。虽然晚清时期已经废除了科举考试，中国一些发达地区也建起了学堂，但其传统影响和家学渊源依然导致大多数学者还是在私塾中接受教育，即使后来进入学堂，开始学习西方知识，也有较强的国学功底。所以说，当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者接触到一种有异于传统学术的知识体系时，他们更加关注这种西方知识如何能为中国社会服务或者改造中国。

具体到心理学界，当时中华心理学会的《心理》（1922）杂志发刊词提出了以下三条：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这一历程大约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末。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学者就是潘菽先生。他对中国化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他两篇文章中，一篇是《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文中指出：“我们不能把德国的或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尽量搬了来就算完事。我们必须研究我们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心理学的理论方面应该如此，研究心理学的应用方面更应该如此……研究中国所有的实际问题，然后才能有贡献于社会，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应用心理学在中国发达起来……不是欧美现有的应用心理学，而是中国实际所需要的应用心理学。”而在另一篇《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中，潘菽明确给出了他对“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叫作中国化”“如何中国化”以及“对于旧学术怎么办”的基本看法。而张耀翔还主张从“内源性”角度出发。他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一文中指出了心理学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对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一种考证和梳理；第二是简要勾勒出这种古代心理学思想演变及其近代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的整体历史脉络；第三是提出发展中国心理学的九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发扬中国固有心理学，尤指中国处世心理学，期对世界斯学有所贡献。”但从现实成果来看，民国时期的心理学主要还是以介绍和翻译西方心理学著作为导向。

1949年以后，中国心理学开始转向苏联心理学，其核心内容是动物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而对中国心理学家影响最深的即为巴甫洛夫学说。在苏联心理学的影响下，中国心理学家开始告别自己的过去，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主义为指导来改造旧有的心理学。总体来看，这一段时间除了心理学机构和专业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所布局和调整以及期刊、心理学分支、应用心理学和从业人员有所增长外，研究方面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1979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中国心理学迎来了新的机遇。潘菽此时继续围绕心理学的理论与应用如何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就中国心理学，他在《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关于‘中国心理学’这个提法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要提中国心理学，那么有没有中国物理学、中国生物学？如果这样讲，提中国心理学当然不对。但心理学的情况和物理学、生理学这种科学很不相同。我们的心理学要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体系，还是可以讲的，而且是必要的。就目前讲，心理学是有国家民族的区别的，如苏联心理学、美国心理学等。心理学在国与国之间也需要争鸣。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就是要在那些基本理论方面，有自己的看法，这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还是十分应该的。”但很可惜的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现状并不如潘菽所愿，而是在改革开放后大踏步地开始西化。也正是由于内地学者对本土化问题兴趣不大，因此回到宏观上看，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界所发起的一场本土化讨论，在更大范围是裹挟在“规范化”中展开的，失去了一次真正启动本土化研究的机会。

从这一点来看，潘菽对中国心理学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台湾地区实现的。这或许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即台湾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末也开启了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运动。台湾心理学显然不可能会有一段转向学习苏联心理学的历史，它1949年以来一直延续民国时期心理学道路，追随着美国的心理学。用杨国枢的话来说：“由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与种种国际政治因素在学术，教育及文化等方面，影响台湾最大的是美国，在此一大环境的局限下，40多年来台湾的心理学，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的附庸，缺乏应有的自发性与独特性。”可自1980年起，以杨国枢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发起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60多位学者在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召开会议，参会者集结出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他们就“中国化”的方向目标达成四项共识：（1）要更能反映与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2）强调对中国社会的重要与独特问题作系统性的研究；（3）研究者恢复独立性与判断力；（4）在研究工作上推陈出新，以对世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提供独特的贡献。在此过程中，由于心理学本土化已经不仅是中国心理学家的设想，而有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声音，因此中国化也就随之改成了本土化。

两岸学者间的相关学术交流开始于198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科际研讨会，费孝通等五位内地学者参加了会议。接着，杨国枢等学者自1987年开始出版“中国人丛书”。此后，海峡两岸和香港学者之间的交流逐渐放开。比如1988年香港大学心理学系主办“迈向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新纪元：认同与肯定研讨会”，1989和1992年，首届和第二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分别由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和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所主办。自第二届始，部分大陆学者开始参会。前者会后出版《中国人·中国心》丛书三册。后者出版论文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一九八九）》以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念及方法篇（一九九二）》与《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文化、教化及病理篇（一九九二）》，并决定以后该会每隔二到三年举办一次，并将会议逐渐移到内地高校召开，最近的一次会议于2018年10月在南京大学举办。

1991年，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正式成立“本土心理学研究室”。1993年，由本土心理学研究室主办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杂志创刊，使得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有机会在此刊物上率先发表研究成果。1997年，华人本土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资助更多学术成果在华人社会乃至国际学术界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本土心理学研究事业发展。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内地学者，如在杨宜音的组织下，从2005年起开始主办《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辑刊），先是以本土研究主题来汇编以往海峡两岸和香港本土化的重要成果，后开始发表研究成果。而在对外影响方面，也有由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一系列英文著作和论文发表。①

回顾中国社会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发展的整个过程，潘菽是最早意识到心理学中国化或者期待建立中国心理学的大家。但种种历史迹象表明，他的多次呼吁其实并未得到中国内地心理学界的应有响应，有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大多数中国心理学研究者似乎是跟定西方心理学的。具体而言，纵观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主线，它基本上经历了一开始学习欧美，然后转向学习苏联，现在再跟随美国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学习模仿与提倡本土化之间的争执。而从学术大背景上讲，整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也是一个从热衷西化到呼吁构建中国哲学与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转化过程。当然无论这样的共识多么难以达成，这也不排除中国学者的确在国际心理学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另外，在这一西化过程中，也穿插了少数学者坚持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关注，整理出一些大部头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著作。但由于（社会）心理学，这个学科特点、框架、视角及内容等都是由西方人定的，那么即使我们回到中国传统思想中去耙梳，也大体只能从中摘出一些所谓心理思想言论，或以人物、朝代或以类似言论话题加以总结，虽然其中有些归纳无法套入西方心理学框架，但由于这个框架不可撼动，所以凡是能硬塞入的就塞入，塞不进去的就另辟一节孤立介绍一下，全然没有能力从中发展出自己的心理学脉络或系统。由于这种耗时费力的研究无法与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接轨，也就失去了“古为今用”的可能，导致浩浩荡荡迈向“洋为中用”不可避免。我们不妨说，中国社会心理学（包括心理学）是一个西化相当严重的学科。

而台湾地区心理学本土化也不是没有问题。目前，台湾心理学在第二代本土心理学研究者手中因摆脱不了根本上的实证主义制约，导致他们的本土化就是对本土概念操作化，然后进行测量，以表明中国人的特点，最终导致研究的碎片化。又由于缺乏本土理论的整合，大量研究各自为阵，只关注检验自己题目中的小假设和小问题，导致本土社会心理学的框架和体系尚没有着落。

无论是处于中国内地，还是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未来更富挑战性的研究还需要在知识论、方法论、本土理论与本土概念方面多下功夫，这也需要更多有志于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年轻学子投身其中。此项事业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还会发生再次断裂的情况。

////注释

①参见彭迈克（M.Bond）所编的《中国人的心理》（1990）及其所编英文文集《中国心理学指南》（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1996）；Sun的《中国心理学的主题》（Themes in Chinese Psychology，2008）；彭迈克主编的《牛津中国心理学指南》（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2010）。2001年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组织召开“本土心理学的科学进展：哲学、文化与经验的贡献”为主题的全球学术交流会议，并于2006年集结出版英文文集《本土和文化心理学：在情境中理解个人》（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该文集是继1993年的《本土心理学:文化情境中的经验和研究》（Indigenous Psychologies:Experience and Research in Cultural Context）之后第二本具有标志性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成果。另外，《亚洲社会心理学》（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杂志分别于2000年第3期和2005年第1期出版由杨中芳和黄光国以及沙姆（Manfusa Sham）和黄光国主持的本土心理学专题研究等。

本文出自《中国心理学的历史反思与新时代担当——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100周年（笔会)》，该笔会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31页，共9篇。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单篇推出，敬请关注。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章一览

2021年第3期

社会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简略的回顾与反思…翟学伟

如何“论道” ? ——理论心理学回顾与展望…叶浩生

中国心理学还美吗?…喻丰

论一种汉语心理学概念谱系学的可能性：以克分子行为概念为例…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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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现象——中国第一个科学心理学组织成立100周年纪念…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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